
1978年国家打算一口气上马120个大项目,计划花掉600亿美元,但当时的外汇储备只有9亿多,连零头都凑不够,大家都明白这不是稳扎稳打的策略,而是把全部家底押上去拼一把。

结果两年里签了七十八亿的设备合同,日本的钢铁生产线、法国的核电站设备、美国的化肥厂都一股脑往国内搬,可电厂发不出电,铁路老是堵车,天然气管道还没铺好,这些设备运来了也动不了,堆在那儿成了铁疙瘩。

到1979年底,外债涨到41亿,外汇只剩8亿多,财政赤字占到收入的15%以上,物价也涨了2%,在计划经济年代,这已经算拉响警报,没人敢说事情不要紧,因为真有可能翻车。
1979年3月,中央紧急召开会议,决定暂停一批建设项目,这不是因为指导思想变了,而是经济上实在支撑不住,当年就停掉了348个工程,削减投资55亿元,第二年又压缩了80亿元,到1981年,基建投资从原来的500亿元直接减少到300亿出头。

赤字从一百七十亿降到了二十五亿,外汇也回到了二十七亿,物价稳定下来了,经济增长只有百分之五多一点,外面有人觉得改革慢了、退步了,但说实话,要是当时没有及时控制住局面,后面可能连调整的机会都没有了。
真正推动事情发展的,往往不是上级的决定,而是基层群众自己动手探索出来的,比如安徽小岗村的18户农民,他们在1978年偷偷按手印实行包产到户的做法,直到1982年才被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承认,到了1983年,全国已经有98%的生产队都跟着改变了,人民公社制度也就此取消。
农民收入从一百三十四元涨到三百九十八元,却碰到地少人多的问题,两亿人闲着没事做,工厂招不到工人,城市户口又管得紧,出路就在街边摆摊的个体户身上。

1981年国务院松口允许个体经营,但规定雇人不能超过五个,当时有人批评这是走资本主义回头路,结果到了1985年,全国一下子冒出来1171万户个体户,1766万人靠这个吃饭,就业压力就被这些摆摊做买卖的人悄悄扛住了。
城市改革推进得比较慢,1984年的时候把试点范围扩大到58个城市,但原料还是统一分配,价格也仍然受到管制,到了1985年武汉开座谈会,会上说的是让大家别着急,先试着做,看看有什么问题,后来物价改革的时候通货膨胀升到8.8%,城市里涨得更厉害,达到11.9%,老百姓有不少抱怨,但政府没有后退,也没有急着往前冲。
特区建设也是这个情况,1980年先设立四个特区,初期投资不多,到1984年又增加了十四个沿海城市,接着在1985年把珠三角和长三角划为开放区,深圳的GDP从几乎为零起步,五年后达到三十九亿元,增长了十四倍,不过每一步都有人反对,过程中也出现过局部收缩。

乡镇企业慢慢发展起来,从1983年开始,它们接收农村的多余劳动力,成了体制外的就业蓄水池,住房可以买卖,粮食蔬菜价格放开,生猪也不再统一收购,这些事情看着不大,但积累起来影响不小。
财政每年多收了一百五十九亿元,科技和教育的支出也增加了,出口排名进入了世界前十,但赤字还剩下二十二亿元,通货膨胀的问题也没完全解决,人们总在担心市场管得太松会出乱子,管得太紧又会失去活力,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怕贫富差距变大,搞平均主义的话又没人愿意干活。
“六五”计划结束时,工农业总产值超出预期,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780亿元,建成大中型项目496个,这中间没有神话,也没有奇迹,是一边走一边调整方向的过程,农村改革倒逼城市放开限制,个体户活跃起来推动政策作出让步,特区试点成功后,才逐步推广到全国。
有人经常问中国为什么一下子强大了,其实这些年根本不是突然的事,是因为有人在发展快车道上提前踩了刹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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