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10月15日，国民党第103师在广东三水起义。解放军要求第103师截击一下第23军，但师长曾元三却说：‘挟住第23军是做缺德事啊！现在是各走各的路，我决心投降，不干预别人。我们不吃这井里的水了，也不能往井里拉屎撒尿。’
这一句，把一师官兵的心情都震得一哆嗦。
上面说起义是“光明前途”，下面很多人信不过。有人偷偷掂量，解放军会不会翻脸，国民党那边算不算“叛变”。偏偏师长站在中间，一边向新主人表态，一边给老同僚留一点体面，嘴上粗，实际上是在给自己划一条线：投降可以，害熟人不干。
第103师不是一般部队。
它挂在国民党第39军名下，这个军早早卷进辽沈战役，后来又拖进淮海战场。
两场大战下来，不少部队整团整师被吃掉，第39军算命硬，一次次从大口袋边缘挤出去，没被全歼，也就成了国民党手里不多的“能打的兵”。战功谈不上多光彩，活下来本身就是本事。
淮海战役打完，局势已经很难看。蒋介石把第39军的一批高级军官叫到面前，说着鼓劲的话，底下是真话：部队南下广州，继续顶一顶局面。夸奖、训话、布置任务搅在一起，听起来像打气，更像临时抓稻草。军官们下了台阶就明白，能被叫去谈话，说明还算趁手；被当成“骨干”，也往往意味着要去最危险的地方填空。
从1948年10月算起，第39军奉命从烟台调走，去支援东北战场。
几个月折腾下来，到了1949年1月，这支部队已经从胶东一路晃到广州，接着又被推上去到韶关。士兵背着铺盖卷，刚在一处地方熟悉一点环境，再上车、再开拔。
半年的时间，地图上画出来就是一道长长的折线，背后是大大小小的失败消息。
士气在这条折线上被磨得七零八落。
连里老兵开始盘算家乡在哪里，万一真打不下去，能不能找机会溜回去。
军官嘴上照例讲忠诚，私下里同样盯着形势。曾元三看得比一般人透，他心里有一笔账：国民党主力在几大战役里消耗殆尽，再拖只是在挨打；蒋介石的天下迟早撑不住。问题是，带着“师长”两个字，真等到解放军一城一地打到底，换一方当家时，很难指望人家当没看见。
就在这种味道越来越浓的时候，陈又新出现在第39军里。这个人同中共有联系，走动频繁，很快摸到曾元三的心思，不和他讲空话，直接点出一条路：如果真想起义，可以安排人去香港谈，别光靠道听途说。
曾元三犹豫不短，压在心里的那摊算计，慢慢往这条路上倾斜。
最后，他挑了副师长牟龙光，秘密派去香港接头。
牟龙光带着一师的命运，穿过战乱，摸到门路，总算同党组织坐在桌前。
那边给的态度很稳：南昌刚刚解放，离解放军主力还比较远，第103师暂时别瞎动，以免孤立。
具体安排倒很清楚，两条：一是保护当地地下党组织，别借口清洗；二是对山里的游击队收手，不再搞围剿。
从这一刻起，第103师表面还是国民党番号，暗地里已经换了一套“规矩”。以前，遇到游击队往往想到“围剿”两个字，现在要装作看不见，甚至得想办法打掩护。这种转向，不靠宣传口号，就在一次次巡逻、一次次放行里悄悄完成。
中共没有只靠香港这条线，又动了亲情这支棋子。曾元三的表弟姚祖荫被派进军中，靠着血缘关系打开话头。饭桌上一句“表哥，形势看明白了没有”，比大段大道理有用得多。
姚祖荫在部队里走来走去，既是亲戚，又是工作对象。
第103师内部慢慢形成一种默契：这支部队迟早要走到另一个方向。
1949年10月7日，解放军已经打进粤北。第103师接到新命令，往英德、佛岗一线撤退。表面上是战术调整，懂的人心里清楚，这一退，可能就是生死一线。
曾元三觉得时机差不多了，暗地里推动起义的那套安排往前挪了一步，叫姚祖荫出面去找解放军接头，希望把事讲清楚，起义时不至于乱。
第103师从英德到佛岗，一路撤到三水县，联络人始终没露面。部队在路上折腾，解放军步步紧逼，气氛越拖越紧张。
后来有人才弄明白，姚祖荫在途中被“第四野战军”的部队当成俘虏扣了下来。战场上人来人往，一个来历不明的军官走进阵地，很容易被当成敌军残部收押，一时半会谁也解释不清。接头的链条就这样莫名其妙断了。
局势不肯等人。曾元三如果被这个意外拖住，不敢动，第103师很可能就在接下来的清剿中被碾碎。他回头看了一圈，香港那边已经给过保证，这段时间也照要求保护了地下党和游击队，算是交了“投名状”。在这种前提下，他咬牙往前迈了一步，改为直接同追击上来的解放军第14军搭线，在三水当场宣布起义。
那一天，全师大约五千人，被这一声“起义”一起推向另一边。
连以下官兵很快由第14军第40师接收，按解放军的建制重新编入。
营级以上军官则被集中抽出来，送进学习班，统一听课，重新了解这个新政权的逻辑和规矩。
站在战役层面看，三水这一“掉头”给国民党第39军造成的打击不小。
战场上的形势，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不是所有的胜负都靠炮火，某一支部队的一念之转，足以改变整条战线的走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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